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为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作出系统部署。

  在新起点上，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需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展道路。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须之举。习多次强调，“城市的核心是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核心，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超大特大城市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更高品质的生活和更丰富的文化享受。然而，人口规模的迅速增加也带来了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城市病”，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应聚焦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生活质量，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动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是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密集地，城市发展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相辅相成，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对经济社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我国城市规模和数量明显地增长，形成了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在内的7座超大城市，以及武汉、西安、杭州、南京等14座特大城市。2023年，超大特大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2％，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尽管这些城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但也面临着城市经济循环不畅、环境污染等风险和挑战。为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促进经济社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超大特大城市亟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充分的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源和增长极作用以及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重要载体的作用。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超大特大城市以其人口基数、经济规模、资源配置等优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我国城市发展已从“一城独大”时代转向“抱团发展”的区域协调时代。作为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核心，超大特大城市具备充盈的经济活力和高效的自我运行能力，能够有效带动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其发展转型应打破地域局限，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从追求“局部最优”转变为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全局最优”。这一转变涉及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城市功能疏解以及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因此，必须加快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超大特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区域发展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国家整体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先行阵地，其治理应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范要求。随着人口、资源、财富、信息等要素向超大特大城市聚集，超大特大城市成为各类治理难题和各种安全风险耦合叠加的综合体，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异质的特性，其风险管理和治理任务艰巨。为破解这一些难题，超大特大城市必须构建智慧高效的治理新体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

  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非常明显提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2023年上海共改造成片“二级旧里”（普通零星平房、楼房及结构较好的老宅基房屋）以下房屋近300万平方米，完成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约53万平方米，推进“两旧一村”（旧区、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长沙共提质改造既有小区546个。住房保障持续加力，截至2024年6月底，上海累计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37.6万套（间），筹措供应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1.1万张；武汉持续加大房源供给，累计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19.38万套，市场化租赁住房15万套。公共服务更加可及，上海全方面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在城镇与乡村布局约1600个社区生活圈；浙江已建成城市书房1100多家，文化驿站近600个。绿色转型快速推进，成都绿色低碳产业产值达2600亿元；南京累计恢复植被160万平方米；深圳已建成480个共建花园；广州累计打造生态廊道5000公里。韧性城市短板加快补齐，武汉水弹性城市建设面积达300平方公里，深圳全面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城市经济能级加速跃升。科学技术创新策源功能显著提升，2023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46万亿元，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增加值达1.16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达1880.5亿元；杭州“三新”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数字化的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8％。产业体系布局优化升级，北京第三产业占比超过80％，支柱产业以互联网、金融、科研服务、文化创意为主，截至2024年3月，共有114家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居全国首位；2023年上海发展新动能稳步壮大，工业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3.9％，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1.6万亿元；重庆专精特新企业达5035家，对全市工业公司营收增长贡献率达24.5％。

  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城市核心功能持续强化，上海通过做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建设，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构建货物流、信息流、人才流，高效配置要素资源；深圳成立医学科学院等重大载体；重庆强化先进制造基地功能，2023年汽车、锂电池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52％、85％。城市空间格局一直在优化，北京通过核心区功能重组、中心城区疏解提升，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推进平原地区疏解承接、新城多点支撑；上海通过推进“五大新城”建设，打造功能完善的郊区新城；武汉向“1座主城＋3座副城＋3座新城组群”的“133”空间格局转变；成都全面取消郊区县市落户限制。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形态趋势较好，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四大城市群”的经济份额占比全国经济份额的50％；南京都市圈经济总量超过5万亿元，广州、杭州都市圈经济总量突破4万亿元。带动作用明显，重庆、成都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毗邻地区深化合作，推动全域协调发展，带动成渝地区及周边地区发展的态势正在显现。

  城市治理能力有效提升。城市治理体系更健全，广州探索超大城市基层党建“五化五同步”新模式，发挥党建引领超大城市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上海把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全过程，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探索，不断搭建听民意、察民情、聚民智的平台，加快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智慧城市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杭州按照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社会治理“一网共治”的“三个一网”体系架构，建立“城市大脑”2.0场景系列任务清单，形成超大城市数字治理系统解决方案；重庆以数字重庆“1361”整体架构为牵引，以“141”基层智治体系为抓手，着力构建“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建设，加快建设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

  坚持人民至上，快速推进人民城市建设，要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推进新型超大特大城市建设，打造宜居城市，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划定开发边界，合理控制城市规模。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根据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等科学确定人口规模，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着力解决安居问题，健全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体系，加强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满足新市民、新青年等群体住房需求。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有序疏解过度集中的高等教育和优质医疗资源，加快实现高频政务事项跨城市“一网通办”。健全重大灾害和公共事件联防联控机制，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提升公共服务优质化水平。着力优化城市便捷交通网络，稳步推进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建设，探索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向周边城镇延伸，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发展，提升城际通勤效率。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公园城市建设，实施城市绿化、湿地保护等工程，修护城市生态空间，推进生产生活低碳化。加快实施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洪涝治理，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厚植城市历史人文底蕴，做好城市历史、人文的保护传承、创意开发与创新利用，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做强创新引擎，驱动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以创新驱动超大特大城市持续发展，发挥科创资源要素集聚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提升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水平。加快构建创新机制，运用市场化机制搭建技术信息交易平台，建立创新利益共享合作模式，着力破除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层次地融合，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经验互鉴、发展互促的一体化创新体系。促进创新要素循环，推进“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整合创新资源要素，组建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牵头、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撑、创新主体协同的创新联合体，联合开展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教育培训，打造科技型创新企业集群。加快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培育一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和中小微科技型企业。促进创新资源共建共享，建设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协同开发资源共享、研发服务、实时数据、资源地图等功能板块，聚焦优势产业领域，打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进仪器设施、科技成果、信息资源共享共用。提升关键领域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聚焦国家战略需求，重点支持量子技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技术攻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度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分域施策发展新产业和新业态，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放大带动效应，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要精准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提升超大特大城市发展能级，推动城市群、都市圈的协同发展，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一起发展，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持续做优做强城市核心功能，提高资源集聚程度和带动辐射能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供高水平的制度、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效率的资金，推动金融、商贸、科技等关键领域的全面升级，做大超大特大城市经济规模。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充分的利用超大特大城市在国内大循环中的关键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大力推进创新性改革和开放，创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建设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都市区空间格局。引领带动城市群发展，建立中心城市带动都市圈、都市圈引领城市群、城市群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动力机制，加强与周边城市的联动，形成龙头带动和区域互补的城市发展格局，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培育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构建城乡融合、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实施区域协调重大战略，打造区域发展共同体，实现区域协同联动。

  善用系统思维，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效能。要强化系统观念，增强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科学化水平，把握超大特大城市复杂巨系统和有机生命体特性，探索和转变城市治理机制、途径和方式，高效整合政府、社会和市民三方力量，将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全过程，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广泛参与到超大特大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的各个阶段，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提升精细化水平，强化党建引领城市治理体系建构，积极推动治理力量下沉，坚持精准划分、建强组织、优化职能一体推进，构建超大特大城市的组织动员体系和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智能化水平，坚持以数字化建设赋能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以打造韧性安全城市为目标，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为牵引，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全生命周期智能化，提升城市的智慧度与便利度，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确保超大特大城市运行更加有序、治理更高效、服务更加精准。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历史方位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层逻辑研究”，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及发展机理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詹宏伟系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鑫系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